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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良回忆录----------------原文转载，毫无改动。
10.8.12 (十二) 1961年由于国内自然灾害，没有进行全国赛。省里为参加下一年团体赛组队做准备，但一时还没有合适的人。国际象棋队人够了，围棋队也来了聂卫平，只有象棋队缺人。
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六省市邀请赛，在哈尔滨旅社(马迭尔宾馆)订了房间，同时也发出了邀请。参赛的有东北三省、上海、江苏和湖北。发出邀请后，6月，各地棋手都来了，我是黑龙江队教练，领队是潘金闰。棋手们住的地方离松花江很近，可以去玩，很方便。比赛还没进行几轮，孟立国又编了个顺口溜：横扫江苏三怪，力斩上海三妖。原来李义庭在前几轮的比赛中一路狂胜，连赢了何顺安、朱剑秋、胡荣华还有江苏的三个棋手，这样李义庭的积分也就遥遥领先了。在第6场比赛时我遇上朱贵森，如果我赢了他就有争夺冠军的希望，我就和领队说：“朱贵森是我学生，这盘棋怎么下。”领队说：“你们也别用计时钟了，快点下完就行。”领队的意思是让朱贵森让一盘棋，好让我有时间养足精神，第二天对付李义庭。我一听领队这么说，这盘棋也没怎么考虑，拿起来就下。结果没想到，朱贵森拿了棋半天不走一步，我心里还想，不是说快点下完吗?怎么回事?但我还没太在意，不料朱贵森可不客气，抓住我的毛病就把我赢了。我觉得很生气，去找领队说：“你要是说不让棋，真下也行，怎么说好让棋结果又变卦了?你怎么跟朱贵森谈的?”领队也很生气，说：“我已经和他说好了，谁知道……” 这次比赛朱贵森和李义庭之间下和了，由于胡荣华、何顺安他们上来就被李义庭压住了，而且这又不是什么正式的重大比赛，所以也没有太认真下，最后朱贵森得了个亚军。其实这次他不得亚军还好，得了亚军就骄傲了。比赛中他赢了韩福德一盘，赢完后我跟朱贵森说：“你虽然赢了他一盘棋，但并不代表你的实力比他强，韩福德的棋要比你好一些。”可是朱贵森却不这么想，他这次得了亚军，而且还下和了李义庭，可能觉得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李义庭和他下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盘了，输了都是冠军，所以也没必要非要赢他，简简单单和棋就完了。这次比赛结束后，长春又举办了个邀请赛，南方的棋手都回去了，参赛的是东北三省的棋手，一共有九个人，朱贵森打了个第九。1962年孟立国来信，邀我去广州参加邀请赛，我、孟立国和韩福德组成东北联队，对广州的杨官璘、蔡福如和陈百祥。这次东北联队大胜广州队，因为广州队的陈百祥输棋太多。当时是在公园露天表演，观众都指责陈百祥，说广州队都是因为他才输的。由此可看出广州那里的地方观念很强。 当时有一盘棋挺有意思，在比赛前，我和孟立国曾对一个顺手炮的布局做了研究，结果在比赛时韩福德对蔡福德的那盘棋就是顺手炮，而且变化也一模一样。走到残棋时韩福德剩下马炮，比蔡福如少两个兵，而且缺相。这盘棋用了八个多小时才下完，是一盘和棋。下完棋韩福德就对我和孟立国说：“你们研究的这个布局也不实用啊，虽然我得了个先手，可是少兵少相，好不容易才和下来。”我说：“这盘棋也就是你能下和，我要是遇到这种残棋早就输了，不过要让我从前半盘开始走的话赢的机会会很大。”孟立国说：“这个开局的形势太好了，是大先手，赢定了的棋。”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个人的棋风不同，对棋的理解也不一样。孟立国认为这个布局获得大先手，是绝对优势；我认为这盘棋后手反先，形势不错，好下；韩福德认为虽然有先手，但少兵少相，亏了。我和孟立国是攻杀型的棋风，韩福德则细棋极具功力，要不然这样的残棋也无法和下来。
离开广州我们去杭州，在杭州比完赛后又去了上海，在上海又和上海队比了一场，上海队有何顺安、胡荣华和朱永康。这次比赛我四胜二负积8分获得冠军，孟立国和韩福德积7分并列第二。这样，东北联队以绝对的优势大胜上海队。 这次南下比赛，朱贵森由于已经转业了，所以没去，主要原因是他在团体赛中成绩太差，自己又骄傲，和领队关系闹得很僵。 1962年的全国赛在合肥举行，有26人参加，下了25轮大循环。这次比赛还剩两轮时，杨官璘积36分领先，李义庭、胡荣华同积35分紧随其后，就在这轮，局势出现了转变，李义庭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何顺安逼和，而杨官璘在这一轮也没能赢我，胡荣华却战胜江苏戴荣光，积分一下就和杨官璘相同了。 最后一轮比赛，胡荣华和杨官璘为了夺冠，抱着必胜的决心同时拿下对手，于是积分相同，并列冠军，这也是全国赛历史上惟一一次天有二日的现象。10.8.13 (十三) 1962年个人赛我成绩不理想，省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需要新队员加入。这时金启昌去大庆找他的朋友，路过哈尔滨时他毛遂自荐。当时金启昌的棋不是很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不过打个三台还可以，于是就把他留下了。1963年没有全国赛，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邀请赛，把上海队的胡荣华、何顺安和朱永康都请来了。上海队来哈后住在文化宫，食宿路费等都由省体工队负责。由于队里只有我和金启昌两个人，就把铁路的王永胜借调过来，凑成一队。 比赛在兆麟公园进行，是露天表演的形式，观众有两千多人。这次邀请赛上海队的成绩很不理想，胡荣华出师不利，第一盘输给了王永胜，接下来王永胜又赢了何顺安。 上海队输了这次邀请赛后，何顺安就发牢骚，说哈尔滨的条件太差，影响比赛成绩。原来他们来往坐的都是解放牌大卡车，据说卡车原来是装煤的，开起来一颠簸就都是黑烟。住的地方他也不满意，晚上屋里飞的都是蝼蛄(一种昆虫，昼伏夜出)，而且比南方的要大很多，这样晚上就睡不好觉。 不管是什么原因，上海队终究是在棋上输了，王永胜因为这次成绩出众，被借到棋队集训，准备参加1964年的全国赛。
由于1962年全国个人赛的赛制棋手们意见很大，而且的确存在不合理的地方，1964年的全国赛就又回到了积分循环制上来。由于两届全国赛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棋手们准备的时间也比较充足。
秋风乍起，杭州城的酷热逐渐消退下去，各路棋手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也在布局方面做了一些新的研究。第二局对何顺安时，我们走的棋形和我事先研究的一个布局一点也不差。结果何顺安很快就中了圈套，一个炮落入了我的陷阱，但这时还不能马上去捉这个炮，否则它就会跑掉，事先我在研究时还特地摆过这个变化。但当时我太高兴了，一随手，少走了个次序，他退炮一拦时我脑子里忽悠一下，这炮怎么跑了?这时心里就别提有多后悔了，心情坏得不得了，最后输了这盘已经赢了一半的棋。这样我的积分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这时积分领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荣华，一个就是人称"羊城小霸王"的蔡福如，蔡福如五连胜后高出胡荣华一分，两个人都有希望夺冠。在这关键时刻我用顺手炮战胜了胡荣华，一下子将两个人的积分又拉大了。广州队大喜过望，因为蔡福如还有四场棋，除了先手对我的一场，其余三个棋手实力都不强，可以说蔡福如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冠军奖杯。
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荣华仿佛无意地说了一句："蔡福如这关还得老王才能把他拿下来。蔡福如现在保持不败，势头这么猛，除了老王谁也赢不了他。"第二天那场棋就是我对蔡福如，我当时走了个新的布局(见谱)，走到如图局面，已是黑方大优，结果我后手战胜了此前一场未败的蔡福如。 我赢了这盘棋后，蔡福如与胡荣华之间的差距又被缩小到1分，胡荣华夺冠的希望被重新燃起，不过形势还是对蔡福如有利，因为他剩下的三个对手的实力都不强。不料就在这种情况下，蔡福如竟然二负一和，后三场仅得了一分，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开始连胜何顺安、胡荣华、李义庭和杨官的那个小霸王。结果胡荣华后来居上，获得了冠军，蔡福如屈居亚军。虽然他们两个都败在我的手下，但输给何顺安那盘棋使我仅排在了第四。第三是何顺安，第五、第六是杨官和李义庭。 这次比赛中我看中了一个16岁的小棋手，他就是刘殿中，我见他后手赢了刘忆慈一盘棋，觉得他的棋很与众不同，开局也有独到之处，就起了爱才之心，他当时也表示想到黑龙江来。于是比赛结束后，我乘车到了天津，又转乘到唐山的车去了他家。我记得刘殿中的家人请我吃的饭，还送了我一本古谱《金鹏十八变》。我由于不是公出，到唐山的路费都是我个人花的钱。当时天津队也想调刘殿中，不过最后他还是到黑龙江来了，这是后话。 1964年全国个人赛黑龙江队的成绩不理想，棋队要做一些调整，王永盛等人年龄偏大，棋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但他在这次比赛中战和了杨官璘，觉得自己的实力还可以。我就对他说：“一盘棋的胜负很偶然，虽然你与杨官璘下和了，但他要比你好一先棋以上，你俩要是下十盘棋，你最少输他三盘。”王永盛不信：“十盘棋不多赢三盘!不可能，谁也不能。”我说：“杨官璘那盘棋是太想赢你了，要是平常下十盘，我看三盘还得多。你要是不信咱们两个下，我要是十盘棋多赢三盘不算我赢。”队里的人都不信我能赢，就提议我们两个比一下，输了的请客。十盘棋中先让三盘，棋是很难下的。因为我要是不能多胜四盘就算输。王永盛觉得这样下不可能输，就答应了下来。
我们这十盘棋下得很正规，一天两盘，有裁判。五天之后，我以七胜三和的优势获胜，王永盛服了，拿了50元请大伙大吃了一顿。后来我市名棋手赵国滨也觉着便宜，找我来下十盘棋，我来者不拒，以八胜一负一和的比分将其击败。
转眼间1965年全国个人赛又要开战，这一时期我的棋艺水平正处于巅峰状态，对夺冠信心十足。那年个人赛赛场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11月举行，全国各地的象棋高手会聚一堂，盛况空前。
前几轮我和胡荣华并驾齐驱，一路领先。我用五七炮的布局分别战胜了广东两员名将杨官和蔡福如，形势十分有利。第六轮杨官璘与胡荣华杀了个天昏地暗，双方大战百合，杨官璘以精湛的残棋功夫，车兵双相胜了胡荣华的车兵单士象。赛程还未过半，精彩棋局就纷呈而至。
胡荣华输给了杨官璘后遇到了我。这时我与胡荣华的积分相同，谁获得这盘棋的胜利谁就有希望获得冠军。这盘棋从一开始我就后手反先占据优势，到了残局时，我自信必将获胜，胡荣华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这时我走了一步棋，就去厕所了。胡荣华赶紧走了一步，也跟了出来。回来时胡荣华不知怎么的就冲着国际象棋的赛场走去，我当时连忙喊他：“小胡，别太紧张了，你往那边去不是越走越远了吗?”胡荣华这才回来。落了座，我见胡荣华把一个炮白喂给我，而且这时他又一摸脸，啊了一声，我想都没想，抬手就把他的炮给吃了，没想到这一随手竟把大好的局势葬送了(如图，红方刚走了炮二退四，这时我要是走炮6进4拦住红炮则依然占优。试演如下：炮6进4，车一退一，士4进5，这时红吃马，因黑方有车8平5杀兵形成车炮抽将之势。下一步黑方由于有马7进8捉车得子的手段，黑马跃出，红方势危。如果走另一种变化：炮6进4，马六进八，将4平5，车一退一，将5退1，马八退六，士4进5，这样依然是黑方优势)。我一吃炮，胡荣华马上走车一平四吃士，显然是早有预谋。其后车8平6，马六进八，将4平5，车四平六，炮6进2，至此，我被迫送回一子，形势急转直下，最后输了这盘已经赢了一半的棋。
胡荣华在这次比赛中状态极好，他的八盘飞相局中竟胜了七盘。这场比赛以后，积分一下子被拉开，眼见到手的冠军飞了。最后一轮我对朱永康，这时我的积分比杨官璘高1分，处在第二位，而胡荣华则冠军在握。我见夺冠无望，无心恋战，在大优的情况下走漏了一着，被朱永康翻了盘。我这里把赢棋走输，杨官璘那边却把和棋走赢了，结果眼看到手的亚军也飞了。第三名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件喜事，而我却大失所望。
这次比赛金启昌排在20名以外，体现了黑龙江队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我就打算把刘殿中调过来。队里的人见我从外省调人入队，心里都不满意。我说：“刘殿中别看年轻，你们和他要差一先的棋。”听了这话，金启昌第一个就不服气，我说那好吧，你就跟刘殿中下几盘棋吧。金启昌和刘殿中一共下了六盘棋，和了二盘，输了四盘。朱贵森又和刘殿中下，输二盘和二盘就不下了，其他的人也都没能赢得了刘殿中，也就都服气了。(待续) 10.8.15 (十五） 1966年全国个人赛在河南省郑州举行，本次比赛采用了小组循环制，全国各地共38名棋手分成四组进行小组循环赛，获各小组前三名的12名棋手再进行单循环赛争夺冠军。
这次个人赛比较精彩，我和刘殿中代表黑龙江队都进入了决赛，实力雄厚的广东队四名队员也全部入选，上海队这次形势不妙，闯关成功者仅有胡荣华一人。 事先提一下，这次比赛我打得不好，尤其是输给朱学增的那盘棋最不应该。开始下这盘棋的时候朱学增就对我说，他的名次怎么打都打不上去了，言下之意这盘棋就想让给我。朱学增以前在长春，我们就认识，比较熟，我还觉得挺高兴，所以下起来也没太积极。开局时，我的形势很好，多了三个兵，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走来走去把兵都走丢了。我心里挺生气，你不是说不想赢的吗?这样一想棋就越下越臭，最后竟然走输了。这盘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输了以后我就无望夺冠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和陈柏祥的一盘棋又雪上加霜。在这次比赛之前陈柏祥从未赢过我。这盘棋在形势相当的时候他求和，我不同意，因为1966年前后，我的棋艺正处在巅峰期，看到形势还有一搏，便想在他身上拿分，没想到这么一用强，竟把棋给走输了。可以说，陈柏祥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我逼赢的。
在历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中广东队都是力保杨官璘夺冠，所以杨官总能在队友身上拿分(这是象棋比赛中常见的一种战术)，这次也不例外，陈柏祥、蔡福如等人都输给了杨官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关键之役杨官璘却输给了胡荣华，没能阻止其夺冠的脚步。早知如此，广东队让陈柏祥拿分的话，他平了胡荣华，又赢了我，冠军就会落到广东队手中。 冠军归属提前二轮已成定局，亚军属谁却仍然形势不明，广东队人多势众，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只是这时一匹黑马冲了出来，打乱了广东队的阵脚，他就是北京队的臧如意。臧如意第一轮与我下和之后就连输了三盘，赛程已过了三分之一，形势差到了极点，大家谁也没看好他，不料接下来他略经调整，竟连胜了广东队的两员主将：杨官璘和蔡福如。虽然形势仍然极为落后，但打赢了这两场硬仗之后，臧如意信心大增，又连胜了包括胡荣华在内的四位高手，这样，他的后七轮成绩是六胜一和。杨官璘与蔡福如的积分虽然与他相同，但都曾败在他手下，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拿走了亚军奖杯。
此次大赛冠亚军争夺惊心动魄，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这项赛事中断了八年。这八年本应是我棋艺成熟，攀上顶峰的最好时机，然而一切都被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摧毁了。我一生没能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可能真是命中与之无缘吧!
在这场浩劫中，象棋被列为“四旧”，棋队被解散，一切比赛都被取消，棋手们各回各家，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了。这时我也不能下棋了，回到原单位，以为还像以前一样上班就没事了。没想到运动一开始，把我定了个反动权威，说我宣扬“四旧”，还给我贴大字报。我不明白，一个下象棋的也能成为反动权威?不过我生性乐观，到不像身边挺多人那样生闷气。
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运动的展开，我被下放到通河农场，“接受农民兄弟的教育”。 话又说回来，在这场运动中我还算没遭什么罪，给我扣的帽子也不算大。在通河农场我的任务是“看黑帮”，所谓黑帮，就是体委一些领导，被胡乱定了些罪名，奇奇怪怪的我也记不清了。农场生活挺苦，最苦的是不能下棋，也不敢下棋，还好在通河农场呆了一年我就被调回了哈尔滨市。 大概是1971年，刘殿中回了老家。事出有因，当时各种帮派林立，文斗武斗乱成一团，刘殿中是属于当时被称为“炮轰派”的组织，这个组只当时很有名气，自称造反上天兵团，当时闹得轰轰烈烈，把旧的省委打倒之后，新的省委成立，于是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时政治形势混乱，想要全部说清楚一本书也写不完)。由于“炮轰派”闹得太凶(开着坦克游行，包围权力机关，把大炮都架起来了)，导致最后被镇压，和许许多多的造反帮派一样，烟消云散了。刘殿中眼见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社会形势与理想背道而驰，决定明哲保身，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炮轰派初遭打击时便远走天津，后来又回到老家，运动结束后也就不再回黑龙江了。 我记得朱贵森还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从三楼挂到地面，说我和张东禄是反动权威，是棋霸，控制棋坛。当时他是“红旗军”的，还没等抓我批斗，“红旗军”就被定为反动组织，他也被捕入狱，因为出身是地主家庭，就没我幸运了，前后关了能有一年多。后来象棋运动逐渐恢复，这些事大家都渐渐淡忘了。不过，在那场运动中，我在以前比赛中一些珍贵的照片都烧毁了，有些还是新华社给拍的，十分可惜。
从农场回到哈尔滨后，由于当时大部分的体育项目都砍掉了，包括体操、击剑、排球，也包括了象棋，我和其他的象棋队员都转了业。我回到电影机厂工作，当时象棋被列为四旧，也不敢下了。母亲怕红卫兵抄家，把有关于象棋的书和照片等物品都烧掉了。
1972年，为了迎接新加坡象棋队的来访，广东和上海两地首先恢复了象棋队。而此时北方依然处于无棋可下的状态。看到广东和上海棋队的恢复，我心想，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下场友谊赛，那时东北象棋发展的影响该有多大呀!有了这种想法，就马上付诸行动。经过交涉，1973年，上海队应邀来东北进行访问。这时我们并没有专业队，比赛也是表演性质的。总的来说，以我为首的东北队输给了胡荣华为首的上海队。
经过这次访问，东北三省的象棋运动逐渐恢复了，不再被列为四旧。1973年，国家队体委下达文件，恢复全国赛，象棋界被压抑多年的感情一时之间终于释放出来。象棋活动如野火燎原般地展开了。我当时转业到工厂，归市体委管，为了参加比赛，市体委组织了集训队，在全市进行新选拔。由于本届个人赛允许女子与少儿参加，所以这次选拔也很注重培养后备力量。
我在选拔赛中是第一名，选入棋队的还有孟照忠和金启星，另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赵国荣，一个是范贵连。这两个小孩是我在少儿比赛上看好的，范贵连的特点是反应敏捷、有才气，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下盲棋。赵国荣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朴实、沉着，复盘能力特别强。
队伍虽然组建了起来，可是大家都几年没模棋了，就这么去比赛，明显不如提前一两年建队的上海队和广东队。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于是体委决定，在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个人赛之前，先去上海进行一场友谊赛，多花点路费先锻炼锻炼。
就这样，本着练兵的目的，黑龙江队一行六人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共安排两场比赛，只有我赢了胡荣华一盘棋，孟昭忠和金启昌，包括范贵连和赵国荣都没能取胜。其中赵国荣和范贵连都输给了上海队的一个叫林宏敏的少年棋手。徐天利还和赵国荣下了盘上单马的棋。虽然友谊赛输了，可是经过这几局比赛，黑龙江队的几个棋手棋艺得到了锻炼，信心也得到了加强。
1974年的全国个人赛在四川成都市举行。成都市的棋风很盛，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百废待兴。我记得一下火车，看到接我们的车时我们队员都吓了一跳，那是一辆军用大卡车，用铁栏杆围着，上面蒙着绿色帆布蓬，坐上了这辆“大蓬车”，我们一颠一波地来到了我们此次比赛的下榻地点——一个军队招待所。原来，由于此次比赛经费实在太紧，一切只能从简。不过只要有棋可下，招待再简单也不算什么。 这次个人赛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棋坛盛会，参加中国象棋比赛的棋手共有八十多人，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积分循环赛，决出小组前三名，共三十名优胜者编为一组，然后通过十六轮的循环赛，决出冠亚军及其余名次。 第一轮比赛就出了冷门，首次参加比赛的女棋手高华战胜了黑龙江队的孟昭忠。黑龙江队出师不利。在随后的比赛中，赵国荣和范贵连的成绩也不太好，不过赵国荣还赢了几盘棋，范贵连却一盘没赢。范贵连由于后来在中国象棋方面进展不大，改不了国际象棋。其实范贵连的才能还是很好的，只是不够顽强，一输棋就兵败如必倒，如果他的心理方面强一些的话，在中国象棋方面还是很大发展的。
决赛的第二轮，胡荣华与杨官对阵，二人棋都下得十分谨慎，不肯轻易露出破绽，在比赛一开始就挫了锐气。双方战至七十余合，终于握手言和。
第四轮我遇到了老对手杨官璘，时隔八年，重新坐在一起，都极想赢下这盘棋。
这盘下了九个多小时，三次封盘。第三次封盘前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残局，我虽占优势，但要在规则的30限着内获胜，也颇费心思。这时杨官忽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咱们还是别封盘了，直接下完算了。”虽然这个要求不甚合理，可是考虑到杨官在象棋界的地位，裁判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没理会，说：“我服从大会的意见。”裁判员不敢做主，就去征求大会组委会的意见，结果组委会严厉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封盘!裁判和我们两个棋手一起去吃晚饭。其实这样是对我不利的，因为我无法回房间摆棋。
坐在饭桌前，我和杨官璘都没有吃东西，我闭着眼睛，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棋局的变化，怎么在30步限着内赢下呢?不知不觉间，大概10分钟吧，我突然睁开双眼，啊!想明白了，我嘟囊了一声，19步就可以赢下来，想通了以后我开始吃饭，时间不多了，杨官璘也只吃了一点点。回到对局室，我早已将变化算透，接步就班地下，果然只用了19步，就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这样我就保持了在个人赛中对杨官璘不败的记录。
这次个人赛虽然我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可在第九轮赢了此次比赛的冠军胡荣华。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主考官又官复原职了。
10.8.17 (十七) 1975年全运会棋类冉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黑龙江队还未正式成立，依旧是在赛前两个月集训，比完赛就解散的活动形式。 这次比赛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我记得有90多人参加，所有参赛的中国象棋棋手被分为六个小组，以单循环的方式决出小组前两名，参加在北京进行的决赛。 我所在的小组没有成名的高手，虽然小伙子们一个个年轻气盛、体力充沛，可我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自认为出线不成问题，姜还是老的辣嘛。前几轮形势如我所想，面对经验不足的年轻棋手，我连连获胜。可能是我和全国冠军无缘吧，意外总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发生，这次也不例外。当时中国正在搞为工农兵服务的运动，所以这次比赛规定每个棋手都有一场比赛是要到乡下进行表演的，而有的表演就在市区内。但不知何故，本来是每人去一场的比赛却给我安排了三场，并且都是在乡下，这样一来我就十分的不适应。 首先，体现在比赛时间的安排上，平时我都是上午下棋，可是去乡下路途遥远，几个小时的车路颠簸下来，到了地方就要吃午饭了。吃完午饭才能下棋，下棋之前还要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下乡服务工农兵嘛!等到下完棋一般是下午四点多了，一天下来疲惫不堪。其次是我的身体不太好，这样折腾就觉得精力不够。就这样，坏运气降临了。
与赵明的一盘棋就是在一个小县城下的，在开局时我就中了一个圈套，这个布局不是赵明研究的，而是朱亮在前几天刚下出来的，我没看到记录，心理也没准备，这盘棋就输了。下完棋本来要安排在当地吃饭，我实在吃不下去，心情很坏，就先回了上海。没想到回了上海通报批评我，说我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农民没有感情。当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运动，因为这件事，拿我当了个典型。大会要我写检查，我说:“我下完棋挺累的，在那吃饭要等一个多小时，再说我是工人出身，还受什么农民再教育。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当时我并非职业棋手，而是从工厂借调的关系。话虽这么说，可是迫于压力，我只好写了检查，这还不算完，不知谁出的主意，要我再去一次乡下，面对面地向农民检讨，于是我又被迫去了乡下，结果人家农民根本不记得吃饭的事儿，我却被搞得精疲力尽。 最后一场比赛我只要和棋就可以出线，比赛又被安排到了乡下。心情不好，棋也没下好，输了以后小组仅获第三，没能出线，回想起来也是个笑话。 几年后见到胡荣华，提起这事，胡荣华说:“对不起了老王，那时批林批孔，受四人帮的毒害，连累你了。”我说:“什么四人帮的毒害!规定好了每人下乡下一盘棋，怎么安排我下三场呢?我身体不好，坐几个小时的车累的慌，你们上海也太不像话了，对外人搞名堂，不就是想让上海队多上去几个人吗?” 1976年的全国赛没有下完，在兰州举行完预赛后，我和杨官璘、胡荣华等老对手都进入了决赛，但后来决赛被取消了(因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后象棋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只有菲律宾来个访问团，我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两场友谊赛。 1977年，黑龙江开始筹划建立棋队的事，负责黑龙江省文体事务的常务副省长苏民是个围棋迷，此时正值1975年聂卫平在全国赛上夺冠，苏民就指示正式恢复黑龙江棋队。围棋队聂卫平任教练兼队员，中国象棋由我任教练兼队员，队里除了赵国荣外，还调来了孙志伟。 1977年内蒙古办了个邀请赛，请去的都是东北棋手，当时赵国荣获得了冠军，他在比赛中不但保持了不败记录，还战胜了名将赵庆阁。 1977年全国赛先举行的是团体赛，黑龙江队获得第二名，这里还有个故事。这次黑龙江队共有五人参赛，我、赵国荣、孙志伟、王春凯、孙铁瑞。最后决赛是黑龙江队对广东队，由王春凯对邓颂宏。王春凯下着下着忘了看时间，当还有两步棋要走的时候，时间就剩下两秒钟了，于是裁判员就判王春凯超时负。我当时在场，就过去问:“这不还有两秒钟吗?怎么能判超时呢?”裁判说:“还剩两秒钟，走不完两步棋了。”当时王春凯的棋形势大好，赢定了的，我就找裁判长，我问:“这好比一个人快死了，但只要没咽气，就不能火化，对不对?”裁判长无话可说，就宣布封盘，等下午再下。我就对王春凯说，你的棋只要能在两秒钟内走完两步棋，就能赢了，你看他不论走什么，马上进兵，尽快按计时钟。”王春凯点头。 到了下午，比赛重新开始。王春凯当时17岁，长得少年老成，他的对手邓颂宏也是个小孩，机灵活泼，王春凯见对手走了一步棋，就照我说的马上进了一步兵，另一只手就拍上了计时钟，表针颤了一下，竟没有动，这一步棋一秒钟都没用。邓颂宏一看，眼睛转了转，不走棋了，东看看，西看看，发现王春凯有些分神，飞快地走了一步棋，王春凯手忙脚乱，进兵来不及了，老将离手比较近，就上了一步将，结果白丢了一个兵。这时看计时钟，时间刚刚只剩下一秒，这盘棋最后成为一盘和棋。(待续) 10.8.18 (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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