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回忆录----------------原文转载，毫无改动.4

君汇-棋图

10.8.18 (十八)

　　1977年的团体赛由于王春凯在读秒声中匆忙上了一步将，结果赢棋走成和棋，黑龙江队也没能拿到冠军，在接下来的个人赛中，又闹出了一点风波。

　　这次比赛前参赛棋手们就给大会提出了意见，认为现在实行的抽签制度不合理，使比赛中经常存在同队棋手之间让棋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经大会研究，决定先按以往的惯例抽签，如果抽签结果同队棋手不在最后一轮相遇，那么比赛的顺序就不变了；如果抽签结果是同队棋手恰好在最后一轮相遇，那么就将最后一轮的比赛调到第一场比，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人为控制名次的情况了。

这次个人赛由于新赛制的原因，一批名手没能闯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六位选手是我、胡荣华、钱洪发、黄少龙、梁文斌和朱永康。经过抽签，恰好是上海的朱永康在最后一轮碰同队的胡荣华。本来按照赛前大会的决定，应该把这一场比赛提前到第一场比，可是这时胡荣华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了，坚持要按抽签的结果进行比赛。大会就犹豫了，没能坚持一开始的决定。
　　第一场比赛就是由我对朱永康，我心里生气，为什么大会做了决定又不能执行呢?我性子比较直，本来就看不惯在比赛中搞鬼的，这次暗下决心，非要把朱永康赢了不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下的棋自然十分急躁，别说赢棋，最后连和棋都没下成。输了这盘棋以后，我非但没冷静下来，心态反而更加不稳定，接着又输给了胡荣华，这样一来，我知道此次夺冠是没有希望了。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我无心恋战，都轻易地输掉了。

　　胡荣华连胜四场后已经稳获冠军，所以最后对朱永康的一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其他几人之间又都下成了和棋。所以第二名的归属就完全取决于朱永康与胡荣华这盘棋的结果了。二人心照不宣下了一盘和棋。朱永康稳稳当当地拿了亚军。其他三人积分相同，并列第三，我名列第六。1977年的全国个人赛就以这样一个结果结束了。

　　1978年正式组建棋队时，考虑到王春凯的反应比较慢，就没有把他留下来，正式队员是赵国荣与孙志伟，孙铁瑞属于借调关系，并非正式队员，围棋队除了聂卫平，还调来了鲁健，黄希文和陈兆峰，这一年聂卫平代表黑龙江获得了全国围棋个人赛的冠军。

　　1978年全国象棋团体赛黑龙江队发挥的比较好，由我坐镇第一台，二三四台分别是孙志伟、赵国荣和孙铁瑞。孙志伟与赵国荣当时有个绰号，叫“哼哈二将”。因为他们两个在这次比赛中每场基本上都能稳拿三分。就是说如果孙志伟和了，赵国荣就能赢；而赵国荣和了，孙志伟又会赢棋。孙铁瑞在第四台不输保本，这样黑龙江队的成绩就一直处在前列。

　　同时处在前列的还有辽宁队，所以对辽宁队的一场比赛就显得十分关键。我知道这一场比赛可能就决定了冠军的归属，获胜的欲望也就十分地强烈。所以在与赵庆阁对局的同时，我还关注着另外几台的比赛。

　　赵国荣与孙志伟的棋还可以，可是孙铁瑞的第四台形势就不容乐观了。我看孙铁瑞以马炮对对手的马炮双兵，这是一盘要输的棋。我心想，他那边要是输了，我这边可一定要赢下来。
我这盘棋本来是大先手，优势明显，赵庆阁提出和棋时，我考虑到孙铁瑞要输，就没答应。有点棋力的人都知道，象棋只要双方实力接近，一方想要守和时，另一方想要赢下来是比较困难的。我为了赢棋，走得比较强硬，也可以说有些过分，形势不知不觉间反而混乱起来。我不甘心走成和棋，便强行进攻，这下坏了，被赵庆阁抓住机会反击，反倒输了。输了棋后，又听到孙铁瑞在第四台守和的消息，这下子我大悔，早知如此，和了这盘棋就是冠军了，又何必与赵庆阁硬拼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棋手是按团体赛的成绩抽取的，共有26名棋手参加。这次比赛我没有下好，仅取得了第七的成绩，冠军争夺在杨官璘与胡荣华之间进行。杨官璘在这次比赛中本来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在第十三轮时意外地仅30个回合就负于辽宁的赵庆阁，使胡荣华有了机会。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杨官弈和了言穆江，胡荣华战胜了赵庆阁，一出一入之间，二人的积分已经相同，可是杨官璘由于小分较低，无奈只能屈居亚军。胡荣华后来居上，第九次夺得了桂冠。

10.8.19 (十九)

   对我来说，1979年可谓终身难忘，因为那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了14年的《北方棋艺》正式复刊了。其实创办《北方棋艺》的申请报告，1965年我就递交给主管部门了，可是谁曾料到批件下来没多久，杂志的第一期还未出刊，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时我已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给关进牛棚，就更别说这本“为反动学术服务”的杂志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4个春秋，许多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直到1979年4月，《北方棋艺》第一期才得以与广大棋迷见面。

   这次复刊还算顺利，因为当时全国体育事业都陆续开始恢复，象棋作为龙江体育的一大优势项目备受体委领导的重视，看到时机成熟，我立即向上级申请恢复《北方棋艺》，之所以打着复刊的名义，是因为这样在程序上能简单一点。上级看到我的申请，十分赞成，尤其是省委书记李剑白和宣传部部长李元直都给予大力支持，复刊申请一路绿灯批了下来，同时还批给我们一万元经费。

   恢复之初，杂志主要以象棋和围棋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国际象棋的内容，象棋是我挂帅，围棋主编挂的是聂卫平的名。因为小聂当时已经得了几次全国冠军，但由于他那时在北京，所以围棋的稿子都由昊广熹来负责，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就我和李德林两个人，被安排在体工队的一座简陋的小楼里。那时李德林是农垦机械站的一位农业工程师，白天他要上班，晚上来这儿帮我写稿。

    为了使第一期杂志来个开门红，我特意将我当时的布局整理出来，我们两个就挤在那间小屋子里，有时忙起来就是一宿，困了我们就爬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再干，十分辛苦。我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名临时工，专门给我们抄稿，这个临时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大家都叫他“老杨”。为了这件事，我还和领导顶了起来。因为老杨年轻时曾在日本工厂做翻译，文革时又被打成右派，所以领导不愿意让我们用他，但我看老杨是哈工大的老毕业生，颇懂些外语，加之他办事十分认真，稿子也抄写得十分整齐干净，就对上面说:“老杨我用定了，有什么事我扛着!”这样老杨才留了下来。

    一切都办妥后，我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可是就在杂志要送去出版印刷的节骨眼上，发现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万元资金被体工队挪用了。没办法，我又连忙跑到印刷厂，借助一些关系，说服印刷厂的负责人答应我们可以先印刷年末付款。令人欣慰的是，这期杂志卖的非常好,光是邮局订数就超过三万，各地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有三万多，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些，总共发行了有七万多册吧。这个数字，就是现在对一本刚刚发行的杂志来说，也是十分可观的，更别说在那个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了。我们很快就还上了印刷费，最后还略有盈余。

   这期杂志没忙完多久，第四届全运会就开始了，因为前几届全运会中都没有象棋比赛，所以这次象棋项目能进人全运会十分不易，体委领导对此也很重视，还特意重新组建了象棋队，并给我们定了指标。因为1978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团体亚军，所以体委领导要求我们这次必须保住前三名，同时也要求我个人打人决赛。可是当时我们棋队只有孙志伟和赵国荣，加上我才三个人，而团体赛要求四个人，最后没办法我们又从外地调来一名棋手，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

    由于这次比赛对进京人数有限制，所以先按地区进行预赛。预赛中，黑龙江队成功进人六强，取得进京参加决赛的资格。而个人赛是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二名，我以不败的战绩列小组第一，取得决赛资格。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预赛有一些名手未能进人决赛，像我的老对手杨官璘，还有李义庭都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其他进人八强的七位选手是:胡荣华、柳大华、傅光明、王秉国、蔡福如、蒋志梁和程福臣。

    决赛是在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这期间我们又出版了几期《北方棋艺》。团体赛是先于个人赛进行的，结果我们发挥的不算太好，只取得了第六名，上海队获得第一。团体赛没能完成体委下达的指标，使我耿耿于怀，觉得是由于自己忙于《北方棋艺》的工作，忽略了对队员的训练而造成的。就在这种自责的心理作用下，我发挥得不理想，在最后一轮输给程福臣，只获得第七名，而胡荣华则第十次夺冠，完成了“十连霸”的伟业。

日转星移，转眼就到了80年代，此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各行各业都积极参与其中。象棋坛也酝酿着一场巨变。
    1976年以后，在文革期间被迫解散的中国象棋协会又重新成立，后来将其下属的技术委员会重新分成了两个部门。其中一个仍叫技术委员会，杨官璘任主任，我和胡荣华是副主任，孟立国等一大批著名棋手是委员。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比赛制度。另外一个新划分出来的是裁判委员会，由刘国斌、陈松顺负责，主要制订比舞中的裁判工作细则和棋规。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象棋竞赛休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技术委员会在成立伊始。就而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应大多数棋手的要求，将个人赛改成分组升级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象棋运动逐渐复苏，参赛人数日益增加，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竞赛、不但比赛周期长，棋手们的体力也承受不了，而且老赛制缺乏竟争机制，不利于年轻棋手成长。

    经过技术委员会研究与讨论，建议将当年的团体赛与个人赛同时进行。要求每支代表队只能派出三名棋手，经过抽签分成三个小组，然后按小组名次计分(第一名积l分，第二名积2分，依此类推)。总分少者为冠军。而每组的1-4名参加个人决赛中的甲组比赛，5-8名则分在乙组，9-12名在丙组，甲乙两组的后三名降组，乙丙两组的前三名升组，赛制五年不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赛制只执行了三年便被取消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个人赛预赛盛团体赛在福州市拉开了战幕。由于这届团体赛只要求每队三名棋手参加，所以黑龙江队正好由我和赵国荣、孙志伟三人组成，而用再像从前还得四处调人。由于比赛成绩还涉及到个人决赛的命运，所以棋手们都十分努力，希望能够进人下半年的甲组决赛。

    我的预赛成绩不错，以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一。
赵国荣和孙志伟都是小组第五名，这样黑龙江队团体总分略高于广东队而与冠军插肩而过，上海队则因林宏敏发挥失常而名列第三。最后我取得进人甲组决赛资格，赵国荣和孙志伟则要在乙组中征战。

    8月，36名棋手汇集于景色秀美的四川省乐山市。甲组棋手的比赛是在东坡楼进行的。据说是因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这里饮酒欺诗，尽情观赏乐山风光而得名。比赛间跳。大家不忘浏览名胜古迹，以暂时缓解比赛的紧张疲劳。乐山大佛是这里最有名的古迹。观看之余，大家不禁感叹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我在大佛旁边更是照了许多服片，可是现在大都找不到了，实在是可惜。

    也许就是因为玩得太尽兴了，我在开赛头三天居然来了个“三连败”，该输的也输，不该输的也输。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看到我这个成绩，胡荣华走过来对我说:“老王啊，在这种比赛上出现三连败，冠军是没指望了。别再一不小心降组哟!”听了这句话，我干分不高兴，心中暗暗憋着一股劲：就让你看看，到底谁降级。

   正是凭着这股动力，接下来的比赛。我下得十分顺手。第四抡，第五轮，连克内蒙李曰纯和湖北胡远茂，第六轮、第七轮又“倒拔杨柳”分别战胜老对手杨官磷和柳大华。有趣的是,1980年的个人冠军得主柳大华也和杨官磷、胡荣华一样没能通过我这个冠军主考官的一关。

   比赛至此，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赛前人们都认为冠军非胡即杨。然而现在杨官磷在败给我后又被柳大华胜了一场，夺冠已然无望。而胡荣华也没有续写十一连冠的可能了。相反，柳大华、李来群和徐天利倒很有希望夺冠。

   升降级的制度就是这样变幻莫测，起初还为我担忧的胡荣华，在输给徐天利后却也蒙上降级的阴影。最后一轮，与我相遇，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只有赢了这盘棋才能保住甲级席位。开局时，胡荣华走了自己的拿手布局——飞相局，中局时又故意卖给我一个破绽，想让我和他对杀。但我一看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敢冒进，最后胡荣华排名第九，惨遭降级。杨官磷则是在最后一轮险胜臧如意，才以小分比胡荣华略高的优势，侥幸过关。我以五胜二和四负名列第五，柳大华、徐天利和李来群大分相同，最后是依据小分才分出名次。

   这届个人赛充分显示出升降级制度的残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降级的竟是胡荣华。
1980年个人赛结束不久，亚洲象棋联合会在澳门成立，知名人士霍英东当选会长，陈远高任副会长，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
中国队派出由杨官磷任领队，我任教练兼队员，胡荣华、柳大华和谢思明为队员的阵容。这次比赛共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但由于他们水平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轻松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香港获得亚军。谢思明在与新加坡张心欢的比赛中，胜负各一，最后大分相同，以小分之优，荣膺“亚洲女皇”。

  “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

   仔细品味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真是意味深长。世间万物无一不是在探索中发展，在变革中成熟。80年代的棋坛也正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动荡之中。

   1980年团体赛赛制由原来的每队四人改为三人，并按个人小组排名计算名次。这一新举措立即招来广大棋手的反对，许多棋手反映，这种竞赛制度打不出团体气氛，不少教练员也认为这样比赛无法进行战术安排。听到这些反对意见，技术委员会立即将其反映给国家体委。

   其实当初团体赛的改革主要是为了给个人赛分组，如今个人赛甲乙丙组已经产生，所以上级部门也认为这种“小组排名计分制”不利于在团体赛中运用。那么究竟是按老一套还是另起炉灶呢?虽然现在看来那种“四台制”也有许多不足，但当时考虑到这种赛制更为大家所熟悉，而且也没有其他什么可行方案，于是团体赛仍然执行1980年以前的赛制。就这样，“小组排名计分制”仅执行了短短一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给我惟一的印象就是那一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第二名。

   就黑龙江队而言，改回老赛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黑龙江队只有我、赵国荣和孙志伟。如果是三个人出战的话，我们正好，而且由于实力均衡，所以没有太大的弱点。可是一改回四人制，我们就不得不现从别的地方调人。记得当时是从铁路系统调来孟昭忠，而他始终是让我最不放心的，毕竟他不是专业棋手。就这样，经过短暂的集训，我们便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这次团体赛是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的。现在肇庆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而当时那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的渔村而已。那里是广东队的主场，他们将肩负着卫冕的使命，而我们则将目标定为前六名。

   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沪粤两队之间展开的，其激加l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届。为了锻炼队伍，老杨(官磷)没有作为主力上场，而是将“帅印”交给吕钦，自己做起了替补。在第六轮，沪粤两队遭遇。为了能拿下这场恶仗，老杨替下四台小将蔡玉光，迎战上海林宏敏。这盘棋，林宏敏本来是有赢棋机会的，可是由于临场经验不足，才被老杨谋得和棋。而前三台也战成平手，这样两队打和。此后又一波三折，两队同积19分而并列第一，但由于上海队小分略低，只能屈居亚军。这是全国象棋团体赛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比较小分确定冠亚军的，而广东队也成为第一支成功卫冕的冠军队。河北、江苏、安徽和福建分别获得三至六名，我们黑龙江队则发挥得莫名其妙，连前六名都没进去。

   从肇庆回来后，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于9月间再次南下，参加在“鹿城”温州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这次个人赛上，我与柳大华之间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比赛进行到第二轮时，我与柳大华相遇。我执红先行，局势一直比较乐观，正思考如何人局成杀时(如图)。柳大华突然冲我说:“老王，你要超时了!”那时比赛的计时钟没现在这么先进，一方超时就自动停钟而是要裁判监督。所以我一听要超时，下意识地就拿起相走了两步，结果我走了两步废棋，而柳大华却走了两步卒。等我凑了两步棋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没超时，所以很不高兴，就找来裁判员评理，因为按规定除裁判员外，任何人都无权宣布棋手超时，柳大华这样做无疑是不合理的。

   其实私下里我和柳大华的交情不错，但我觉得不能把私人的感情掺杂到比赛中，所以就要求裁判按规定判柳大华负。但是由于柳大华是上届冠军，所以裁判长刘国斌袒护他，劝我发扬风格，不要斤斤计较，结果只给他记了一次警告。后来最后一轮柳大华战胜李来群卫冕成功，我只获得第四名。徐天利和杨官磷分别获第三名和第五名，吕钦、胡远茂都落人乙组。

   同样乙组竞争得也十分激烈。上一年降组的“十连霸”胡荣华成绩不算理想，未能重新回到甲组，而赵国荣则发挥出色，获得晋级资格，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在个人赛当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遇到本队队员都力保分高者，其实这不过是为保证夺取冠军的战术而已，就像去年奥运会中国女子竞走那样。而这回，几个老对手几乎都要孤军作战了，像湖北少了胡远茂，广东少了吕钦，而上海也只剩下徐天利。可能是命运多并，正当我憧憬明年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上级的一纸文件打碎了我的梦想。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挫折困苦在所难免.
  即使蒙受了不白之怨,
  亦不应心灰意冷，低迷消沉下去。
  当岁月的沧桑写满面容，
  回首往昔，
  那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1981年个人赛，广东吕钦、湖北胡远茂的降组以及赵国荣的升组都为我打好1982年个人赛带来希望，要知道未获全国冠军总是我的一块心病。

   个人赛回来后，我就和赵国荣积极投入到训练之中。然而年底，上级的一纸文件却如同一盆冷水将我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给扑灭了，原来由于胡荣华1980年乐山降级后。一连两年都未能打回甲组。或许是为了照顾这位昔日“十连霸”的面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运动司下文取的了个人赛甲乙级制。

   此文一出，立即遭到象棋技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认为，原来实行甲乙组制时明确规定赛制五年不变，可是现在只执行了三年，制度定下来了，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虽然技术委员会的态度坚决，但是上级领导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依然一意孤行地执行了取消个人赛甲乙组制的决定，这使我十分气氛，情绪也很低落，加之又考虑自己年纪较大，体力和精力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产生了退役的想法。

   我退役的想法一提出来，立即引起省里体委领协的重视。因为当时黑龙江省象棋的整体水平较低，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再多赛几年，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再说。考虑到这些情况，同时也觉得这样离开赛场着实有些不甘心，我也就回心转意了。按理说这场风波应该就此结束，可是一场不白之冤又随之降临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起退役之事。

   事情是这样的，参加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时，我们与菲律宾华侨陈罗平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回国的时候，陈先生对我们说，有机会将邀请我们四个人（杨官磷、胡荣华、柳大华和我）访问菲律宾。1982年春，陈罗平先生果然如约向国家体委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出访。可是当我接到赴京报到的通知时才知道二这次出访的领队不是杨官磷，而是换成国家体委供处的代理处长顾而平，胡荣华由于这几年成绩不好也被换成了徐天利。虽然我仍然希望还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但是上级决定了，谁也没办法改变。

   但是就在我到北京的同时，体委收到一封揭发我的匿名信，信中说我亚洲杯来后，私带3台彩电，并且在国外出版棋书……，接到这封信后，体委对我进行了调查，发现亚洲杯回国时我的确带回3台电视机。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取取消我出国的资格，而换成李来群。

   但是事实上这3台彩电中一台是我用在澳门出的一本和李德林合著的棋书的稿费买的，符合当时出国人员可以带一件免税电器的规定，一台是香港象棋总会送给我的，但我已经有了一台，于是就想把这台电视机送给我们体工队，为此特意请示了港澳工委书记李冲，经他同意并签字为这台电视机办理了免税手续。至于第三台电视机是找为李德林代买的，入境时已依法办理了关税，根本就不违规。而且由于我在亚洲杯杯上的出色表现，并将我个人购买的大的电视机献给体工队，省里为此还将我评为当年的标兵。那台电视现在还放在体工队里，不过己经是古董了!

   省里领导听说因为这件事要取消我出国资格，考虑到我是省政协委员，此事将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要求体委政治部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才行，否则下能接受。后来体委调查清楚后，才同意继续由我担任访非队伍的教练，经非方同意，李来群也有幸随我们一同出国，后来我才知道那封匿名信来自广州。

   出国前夕，体委运动司李司长又找我去谈话，告诚我以后不要在国外随便出书，这更叫人哭笑不得。因为对于在国外出书，国家规定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有抵毁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言论方而的书讯是可以出版的。像象棋谱这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还鼓励出版呢！更令人气愤的是，到达非律宾后。领队居然让柳大华监视我，弄得柳大华也十分为难。

  菲律宾是个岛国，四面环海，淡水缺乏。多亏多雨的气候才使这里有允足的淡水。遭受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我的心情也像那里的天气，整天阴沉沉，我们对非律宾的三座城市进行了访问，所到之处广受当地棋迷的欢迎，而且还赠送给伐们许多纪念品。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些东四说什么我也不敢收了，推不掉的就全交给领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