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大师徐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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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象艺博大精深，雅俗共赏，融数学、哲学、艺术、竞技于一炉，被列宁称之为智慧的体操。新中国成立后，自１９５６年起象棋作为体育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被国家体委列入正式体育运动项目，并且是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棋类个人锦标赛，而象棋则第一个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他的两个兄弟项目围棋和国际象棋列入表演项目。直至今日，象棋全国个人赛已举办了４０届了。自此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提倡和关心下，象棋活动无论在推广，普及提高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优秀棋手一代又一代地快速成长，他们的棋艺水平也已远远地超越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本人有幸经历了这５０余年的全过程，现在我就把这５０余年来的亲身感受说出来与大家共享。



我生长在一个祖孙三代共居一堂的大家庭中，父亲、叔伯和堂兄们均是象棋爱好者。１９５１年春节，我全家举行了一次象棋比赛，我竟然获得了冠军。胜利的喜悦使我真正爱上了象棋。但象棋的外部世界在哪里呢，我又如何提高深造呢？说起来真是与象棋有缘，机遇很快就来了。那时我和一位堂兄在跟一位街坊老爷子学太极拳和推手，１９５１年早春的某天清晨，来了一位３０余岁的年青人，他自称“董华章”，要求一起学太极拳，希望我师父“恩准”，老爷子慨然答应，这样我多了一位董师弟。当时只知他是我们街道上某皮货店的老板。数日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董师弟８时左右才来，而我们早已练习完毕。师父责问他为何迟到，他说昨晚是周末，晚上在棋院下棋直至深夜，请求师傅原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在旁边闻听棋院二字不胜喜悦，立即上前说：“师弟喜欢下象棋吗？哪里有棋院，可否带我去观赏？”他说可以，经他介绍由此我成为同学象棋院中的一员，进入了一个象棋的新天地，师弟董华章是我的象棋领路人，也可说是我的人生领路人，我万分地感谢他、怀念他（他后来去了香港、美国，失去了联系）。




进入棋院后我才知道象棋有开、中、残之分，有橘中秘、梅花谱等棋书可学，那时我才真正地迷上了象棋。队长金铭富（杨官璘１９５１年访沪时曾至我院与金对弈让三先，我也在旁观战），队内主力宗义山最负盛名，是除了董文渊、何顺安、朱剑秋三人外的一流高手，在１９５１年国庆节，在工人文化宫与杨官璘举行大象棋表演赛而战胜了杨官璘，一时轰动了上海棋坛。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下学棋，我得到了众多棋友的爱护、指点和帮助，棋艺突飞猛进。




半年后，为了进一步深造，我开始进入了当年上海弈林的“少林寺”凌云阁求艺闻道。凌云阁棋迷众多，名手云集，乐于此道而欲求深造者无不以去过凌云阁为荣。江浙两省棋手也经常来此游学。自１９５１年起，广东陈松顺、杨官璘就经常是凌云阁的座上佳宾，此外北京谢小然、西安王羽屏、浙江刘亿慈、湖北罗天杨、李义庭、天津庞蔼庭、马宽、温州沈志奕、嘉兴高琪、平湖朱明华等全国各地的一流高手都先后来凌云阁造访献艺，盛极一时。我也先后结识了他们并交上了朋友。在凌云阁下棋、学棋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循序渐进，逐个战胜了许多在上海颇有名望的棋手后终于闯出了“少林寺”的十八罗汉堂，并于１９５４年起有资格、有实力与国内外的顶尖高手分庭抗礼、作大象棋表演赛了。从１９５４年起，每年夏天上海象棋表演赛的主赛场设在大新游乐场和大世界游乐场。杨官璘、侯玉山、罗天扬、李义庭、沈志奕、高琪、朱明华、庞蔼庭等先后来沪登台献艺，我作为上海棋手的一员也经常参与表演，盛况空前。其中最负盛名的杨官璘年年必到，深受上海棋迷的喜爱。大象棋表演成了上海娱乐圈夏令时的文娱活动之一，给上海广大棋迷和欲求深造者提供了一个观摩学习的良好机会，想来此时我是真正地进入了象棋界。




我在大学求学时期下棋的时间较少，只是在暑假期间才有机会作大象棋表演，每场有１２元的收入，作为我零花钱的补贴。１９５６年象棋正式列入体育运动项目并于是年８月由团中央和青年报联合举办了全国八大城市大中学生象棋比赛，我代表上海参赛荣获冠军，并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接见，荣幸万分。返校后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祝贺。１９５７年春，我又获上海市象棋个人赛冠军。紧接着第一届全国象棋赛前六名（杨官璘、王加良、刘亿慈、李义庭、侯玉山、何顺安）中的２－５名四大国手应邀访问上海。我和朱剑秋、龚一苇、韩文荣４人组成的上海队（何顺安因病未参加）出场应战。此时正是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向党提意见的高潮时期，我是应届毕业生，市委决定暂缓统一分配，留校参加整风。我外调参赛恰恰躲过了这一鸣放的高潮时期，赛后返校，形势开始转入了反击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右斗争。回想起来如没有四国手邀请赛，当时我年青气盛实话实说很难想象是会不经意间说些什么不得体的话呢！从这方面讲，象棋让我躲过了这一非常时期，幸甚！